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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街礼拜寺“筛海坟”新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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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5-2 08:16:0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文/柳河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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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街礼拜寺东南跨院里有两座青砖矮冢,是我国伊斯兰教珍贵的历史文物“筛海坟”,这里安息着宋末元初来华讲学的两位外国学者:艾哈麦德.布尔塔尼和阿里.尔玛顿丁。“筛海”是阿拉伯语,又可译为“谢赫”、“舍黑”,意为德高学深的长者。这两座坟冢前各竖有一块阿拉伯文的碑石,据译文看,西碑立于元代至元十七年(1280年)八月,东碑立于元代至元二十年(1283年)十二月。



两座七百多年前的伊斯兰文化遗存,包含了很多重要的历史信息,因为年代久远,除了两块碑文以外,没有更为详尽的文字史料,给我们后人留下了很多语焉不详的谜团。近年来,谈及这两座筛海坟的文章有很多,不同层次、不同角度、不同内容、不同学者的研究文章交相辉映,蔚为大观。但多数研究和著述只是在不断地重复着前人的结论,多年来没有突破性的发现,失却了阶段性史料研究的特异光彩。
   
笔者在十几年前开始搜集和整理我们宛平改氏的家史,较多的接触了一些伊斯兰文化和牛街礼拜寺的史料。尤其是今年年初,西城图书馆邀请我为读者讲一堂以“牛街礼拜寺”为题的公益讲座之后,为了未雨绸缪,我事先做了精心的准备,仔细的查阅一些寺内的文物资料和著述,逐渐对礼拜寺内的筛海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经过几个月对现存资料的反复考证以及合理的推断,目前有了意外的发现:筛海坟东侧墓碑下埋葬的逝者阿里. 本. 尔玛顿丁(也有译 尔马顿迪尼)极有可能是北京牛街改氏家族的祖先。
                        


    自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至今,有多位回族学者对筛海坟的两块碑文做过解读和翻译,其中由东四清真寺于广增阿訇用经堂语和现代汉语为东侧墓碑的碑文翻译的原文是:
(经堂语)但凡“乃夫斯”是都要尝无常的,这是尊贵的伊玛目主持拜舍与会所之人的栖息之地。名叫阿里“嘎追”阿马顿丁的儿子,布哈拉人,愿仁慈化育的主凭着他的慈悯使他贵。他是凭着奔忙宣讲好事的“革哇悶丁”而闻名,他的宝贵生命在这个“顿牙”国土上结束了。时在伊历六八二年十月二十五日聚礼一。

(现代汉语)凡生物都要尝死亡。这是某公长眠之地,他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教长,礼拜堂与“文教所”的管理。斯公名讳阿里.本.尔玛顿丁,世袭“哈的”,布哈拉人。仁德造物,惠以高贵无比。阿里公是致力一切慈善事业的宣教,赢得“宗教栋梁”的美名,尽人皆知。阿里公溘然辞别世间的珠玉宝地,归真而去。682年10月25日聚礼一。(公元一二八三年一月十六日)
   


译文中提到的“嘎追”“哈的”是什么意思呢?据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王东平教授在“唐宋穆斯林史实杂考”一文中的解释,元代根据“嘎追”的阿拉伯语音译作“哈的”,到明清时,回族学者受波斯语的影响,将其译作“嘎最”、“嘎锥”、“嘎尊”,有些清代的西域文献又译作“哈子”、“哈孜”、“客孜”等。他接着说,“嘎追”在阿拉伯文和波斯文中意为仲裁人、法官、公正人、裁判员,据说,在乌兹别克斯坦和伊朗,它有法官、统治者和市长的意思。由此可知,安息在筛海坟东侧墓碑下的逝者是来自布哈拉的阿里.本.尔玛顿丁,结合碑文来看,他是位世袭的宗教法官,归真于元代至元二十年(公元1283年1月16日),距今已有七百三十一年的历史。

历史上的布哈拉又可译作“不花剌”,是中亚地区的一座伊斯兰文明古城,现为乌兹别克共和国布哈拉州首府。在整个伊斯兰世界,曾经占据了崇高的情感地位,被视为“高贵的布哈拉”。因具有“为所有伊斯兰教徒带来荣耀与欢愉”的称号而知名于世,使该城成为伊斯兰教的圣地。
   
回族学者林松先生在《回回历史与伊斯兰文化》一书中说,元代东迁来华的色目人大多都是第一代,很多人用的是阿拉伯语的名字。而且入附中原的回回原来只有名字,没有姓氏。按照阿拉伯人名字的排列习惯和顺序,筛海坟东侧墓碑上镌刻的“阿里”应是他本人的名字,“嘎追”(法官)是他的宗教职位,“本”在阿拉伯语中是儿子的意思,尔玛顿丁则是他父亲的名字,表明了阿里本人是“嘎追”尔玛顿丁的儿子。在阿拉伯世界,儿子和父亲、祖父的名字相同的几率很大,而且在阿拉伯世界世袭罔替是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尤其是宗教职位,所以“筛海”阿里不仅可以从父亲尔玛顿丁那里承袭来“嘎追”的称号和职务,而且也可以将这个称号或职务继续传承给他的后人,并成为名字的一部分。
   
那么这位七百多年前逝世的“筛海”阿里以及与他相伴而眠的另一位逝者究竟有没有后人呢?

回族学者回宗正先生在“北京牛街礼拜寺筛海古墓和古碑学研综述”一文中指出:“探索牛街寺之二位筛海在生前和逝后的这段时间里,绝不是只有他们孤立的两个外国穆斯林来到本寺,一定在他们同时还有更多的人来本寺,因为去世一位筛海就必然有一些人筹备安葬、立碑、写碑、刻碑等事务,都需要有一定数量的人去做。”笔者对已归真的前辈学人回先生心存敬意,但显然,以上的分析和论断并不全面。回宗正先生再谈到两位“筛海”逝世后是否有从海外结伴而来的穆斯林在为他们料理后事的问题上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这也是所有研讨“筛海”坟的文章中始终无人提及的,那就是这两位来华的外国穆斯林有没有可能从原籍携来眷属和子女,或者已经在中国娶妻生子、安家落户、落地生根了呢!牛街老一辈的回族学者杨少甫、穆祥云两位先生曾经说过:“今礼拜寺东南跨院内的两块阿拉伯文墓碑,说明最迟在宋末元初,西域穆斯林已定居牛街”。两位前辈这样说应该是有充分的事实作为依据的,所谓“定居”当然是指安家落户,繁衍子孙,绝不会由于两位先贤的逝去,他们的世袭传承就戛然而止,他们的子孙后代就销声敛迹,凭空消失。
   
更主要的是,“筛海”是穆斯林中德学高尚的长者,但他们首先是普通人,即食人间烟火、也有七情六欲,况且伊斯兰教义有明确规定,穆斯林禁止出家修行,凡有经济能力且身心健康的适龄青年男女必须正常婚姻。作为德高望重的两位“筛海”,对伊斯兰教义肯定也是身体力行的践行者,当然也不会例外。另外,参照马善亭大阿訇,凡四十岁以上德高学深者才可尊称为“筛海”的论点,我们完全有充足的理由断定,年过不惑之年、且已超出适龄青年男女范围的两位“筛海”应该是有正常婚姻的,而且有家室、有子孙的。确定了这一点,就可以断定,在北京牛街也有他们的后人,这理应是一个最基本的的常识和客观事实。
   
在结束本章节之前,重温一下林松先生在《回回历史与伊斯兰文化》一书中的论述很有必要,而且也有助于我们展开下面的话题:元代东迁来华的色目人大多都是第一代,很多人用的是阿拉伯语的名字。这些名字大都是穆斯林常用的教名、经名,如亦卜拉金、母撒、阿里、塞义德,还有一些注明了教职或教內尊称,如满拉、舍黑、哈只。其中舍黑又可译为谢赫、筛海或夏依赫,原意为长者,是穆斯林对教中有威望、有地位者的尊称。哈只即指哈吉,意为朝觐者,后来成为穆斯林中的一个头衔,成为了名字的一部分。他们或携来眷属,或在中国娶妻生子、安家落户、落地生根、繁衍子孙,逐渐形成我国回回民族最早的成员。
                             


仅从现有的史料即可获知,世居牛街的改氏远祖就是宋末元初时定居于北京的西域穆斯林。首都图书馆古籍部藏有清乾隆时期的文人钦善撰写的《吉堂文稿》一书,书中收录有一份极其珍贵的史料《宛平改氏世系表传》(以下简称《表传》),详细记述了北京牛街的改氏家族自明洪武到清乾隆的四百多年间,共计十四代著名的历史人物和他们的生平事迹。(《表传》节选附后)

引人注意的是在《表传》中,有一个与“筛海”阿里的名字和称呼“嘎追”完全相同的人,而且他们都同时生活在元代,他就是被《表传》列为回族改氏第一人的宛平改氏的先祖——改住。

上海师范大学哲学院教授,王建平先生在《改琦和海内外孤本“先贤谱图”考》一文中,依据《宛平改氏世系表传》考证了改氏十六世孙改琦的先祖和远祖的族源和身世,他在文章中写到“《百家姓》在‘姓氏渊源’中介绍说:改氏先祖为麦加人改住,改住之后裔改姓为‘改’,清楚地指出其渊源来自阿拉伯地区圣城麦加。一般都认为改琦的远祖为西域人,于元朝时入居中国。当然也有另一种说法,说他家族来自新疆地区,其先世是维吾尔族,信仰伊斯兰教。无论如何,改琦前辈的西域穆斯林身份是毫无疑问的。‘改住’的阿拉伯语应是‘QADI’(嘎锥)即‘宗教法官’的意思。如果《百家姓》资料言之有理的话,那么改琦的远祖曾是麦加城的宗教法官。后来经历了阿拉伯帝国的扩张,而逐渐东移到了中亚,随后进入新疆地区,大约在元朝时来到大都北京做官定居。根据史料分析,在忽必烈汗的蒙古游牧军队中,挟裹了大量的中亚突厥人,包括喀什地区的穆斯林士兵进行征服中原的征战。这之前的喀拉汗王朝是今天新疆喀什地区历史上的第一个伊斯兰王朝,那里的穆斯林社团组织中有‘卡迪’‘嘎锥’‘嘎孜’(QADI)这样的宗教法官任职,而且这样的宗教职业一直维系到新中国成立时止。况且,突厥民族也有将职业(做)为姓氏的习俗。所以说,改琦先辈祖籍一直带着麦加教法官的称号,定居西域后也可能从事教法官的职业。通过婚姻从阿拉伯人演变为维吾尔人。在忽必烈建元朝后随蒙古军征战到中国内地,而后被称为回回人,这段家族历史大概如此“。

王建平教授对改住姓氏来源的考证,不仅为“嘎追”这个职业称呼如何演变成回族姓氏做了全面细致的解析,还为我们比较清晰的勾勒出了改氏远祖最早的迁徙路线,即圣城麦加——布哈拉——新疆喀什——中国内地——元大都——最后定居北京牛街。参照东侧墓碑上的碑文不难发现,王教授上述的一番考证,无论是在名字、祖籍、来华年代以及迁徙路线等诸多方面,改住和筛海阿里都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另外,我们也注意到王教授作为专业学者在用词上的准确与严谨,他在文中提到了改琦的“先祖”和“远祖”,但“先”与“远”之间显然有着严格的区别,绝不是一个概念。搜索“百度”可知,家族中的“始祖”是指最早的,接下来是“远祖”,而最后才是“先祖”,它们之间的区别就在于时间程度上的不同。所以从王教授以上的考证中可以得知,改琦的远祖以及他的先祖都“曾是麦加城的宗教法官”并且一直带着麦加教法官——嘎追的称号。我们据此可以推断,改琦的“远祖”应是指“筛海”阿里,改琦的“先祖”则是指改住,改住在没有汉族姓氏之前,他的名字和“筛海”阿里一样都叫做“嘎追”。史料告诉我们,回族姓氏的形成和由来主要有三种原因,其一就是由波斯语或阿拉伯语的原读音引申而来,或取自回回祖辈原名之首音,或采用中间某一字音和尾音。如海鲁丁之后裔姓海,嘎追之后裔姓改,改住的汉姓和名字正是来源于他的远祖、阿拉伯语“嘎追” 的谐音。

重温一下历史的记述对我们的展开想象,做出推断也许是有益的。

牛街礼拜寺有一块撰写于清乾隆年间的碑文,名《古教西来历代建寺源流总序略》,俗称《白匾》,碑文中有一段写到“宋南渡后有二人自西方来者,一名艾罕默德,西域阿勒卜人,一名尔麻顿的尼,西域卜哈喇人,寄居寺内,谈吐不凡,动多高风,大数告尽,前后继世,因葬于寺基之内......”。碑文所说的“宋南渡后”指的是公元1127年,北宋为金国所灭,赵构迁都于临安,建立南宋后的这段历史。也就是说两位“筛海”可能是在这个历史时期(1127-1279)分别从国外来到牛街礼拜寺的。
  
另据史料记载,公元1220年,(是南宋宁宗嘉定十三年)撒马尔罕(今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州)之役,成吉思汗便掠取工匠和供军役的人各三万多人。包括各个阶层,各种身份的人,也有被邀请来华的上层贵族、应聘的科技人员和少数宗教职业者。如著名的政治家赛典赤赡思丁就是这个时期(1211——1279)从撒马尔罕来华的,到元中统年间,首都就有回回住户2953家。

1267年(元世祖至元四年)开始营建大都城,1271年(元世祖至元八年)改国号为元。元朝建立之后,曾诏示:“除蒙古军、探马赤军外,其余各军就地落户,与编氓等。”这样,随着蒙古军队来到燕京的回回军人,也就地落了户。以上历史事件集中出现在1211、1220、1271和1279几个年代的节点上,所以可以推断宛平改氏的远祖阿里.本.尔玛顿丁作为宗教职业者,很可能就是在这一历史时期随着蒙古军队从西域的布哈拉(乌兹别克斯坦)来到中国,并最终落户于北京牛街的。。
                                       

为了更有利的说明改住是“筛海”阿里的后人,成书于明洪武三年(1370)的《元史》,提供了另一个至关重要的佐证。在《元史》一百九十七卷,“列传”第八十四、“孝友”一中就有关于色目人改住“居丧庐墓”的事迹记载:
孝友善俗。元有天下,其教苦若也,未必之存终不可泯具其姓名于篇端。择其事迹尤彰著者,复别为之传歟。上之人,苟能因其所不岂非天理民彝泯者,于人心者,世言先王没,而民以孝义闻者,盖不乏焉。化民无复加劝奖而兴起之,则三代之治,亦可以渐复矣。今观史氏之所载,其事亲笃孝者……其居丧庐墓者,则有蒙古、色目氏纳鲁丁、赤思马、改住、阿合马、拜住…….
  
“今观史氏之所载” 的意思是根据元代的史料记载,而“居丧庐墓”是指色目人改住在自己的长辈故去以后,就在他的坟墓前安家居住,守坟尽孝。查《词源》对“庐”的解释之一是古人为守丧而构筑在墓旁的小屋。如:庐厂(临时用的丧棚);庐寝(古人服丧所住的墓旁小屋)。“百度百科”的解释是:古人于父母或师长死后,服丧期间在墓旁搭盖小屋居住,守护坟墓,谓之庐墓。《元史》中的寥寥数语为我们透露出许许多多宝贵的历史信息。

一、色目人改住出现在明洪武三年(1370)撰写的《元史》中,而《元史》又是系统记载元朝兴亡过程的一部纪传体史书,所以说明改住无疑是生活在元朝时期的人。
  
二、色目人改住“居丧庐墓”的事迹表明,他的长辈早在元初或更早的一段时间里,已经来到中国了,并且在华居住期间他的长辈去世。
   
三、“居丧庐墓”的“庐”字虽然有临时搭建的丧棚和构筑小屋等多种解释,但改住显然属于后者,即在坟墓前构建小屋。“居丧庐墓”所说的“墓”指的就是牛街礼拜寺东南跨院里的筛海坟。改住之所以选定牛街安家居住,落地生根,正是由于筛海坟东侧墓穴里安息着他的长辈阿里.本.尔玛顿丁。也就是说,从阿里去世并安息在牛街礼拜寺东南跨院的那一刻起,改氏家族就开始定居在北京牛街,至今已长达七百三十一年,是定居北京牛街最早的西域穆斯林。  
  
四、“大元圣政国朝典章”以“丁忧”条款为例,汉地法律规定,“在任官员遇父母丧,须停官居丧”,而且强调“蒙古、色目人,例从本俗”。色目人改住“居丧庐墓”的事迹能得到朝廷的褒奖,说明改住不仅是个在任的官员,而且也是个有影响的人物,不然就不会在《元史》中予以追述。还有一点需要指出,和色目人改住并列受到表彰的阿合马曾经是位重一时的元朝丞相。拜住是蒙古札剌儿氏、元朝政治家、成吉思汗的开国功臣木华梨之后、名相安童之孙。另一个赤思马则是回回炮造炮世家,曾因有功得赏银二百五十两,受到元世祖赐给的虎符。所以改住和这些人相提并论绝非偶然,充分说明改住和他的长辈阿里.本.尔玛顿丁做为老一代建有勋绩的西域回回人,在元朝时就已经跻身于中都官员之列,或者担任着高贵的宗教职位。
   
除了《元史》记述有改住“居丧庐墓”的事迹以外,在上述的《宛平改氏世系表传》中,也出现了改住在明洪武初年(1368)跟随徐达参加过太原之战的记载。而且还说,改住于明洪武十六年(1384)八月九月调随颖川侯征云南。入云南三年屡立战功,伤至残废,回后军卫。随后病逝。如果假设他在明洪武初年参加太原之战时是二十岁或三十岁,那么他在病故时理应在三十六到四十六岁之间。以此推断,改住出生于元朝至元四年到至正八年(1338—1348年)期间,而此时距离筛海阿里去世已有五十五年之久。该如何解释改住和他的长辈“筛海”阿里的辈分及关系呢,我认为不外乎有两种可能。第一、我们在前面说过:在阿拉伯世界,儿子和父亲、祖父的名字相同的几率很大,而且在阿拉伯世界世袭罔替是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尤其是宗教职位,所以“筛海”阿里不仅可以从父亲尔玛顿丁那里承袭来“嘎追”的称号和职务,而且也可以将这个称号或职务继续传承给他的后人,并成为名字的一部分。所以出现在《表传》中的这位改住,既是他的名字,也是他担任的职务,和《元史》里记述的改住或许并不是同一个人。他的名字只是从长辈那里承袭而来,况且,突厥民族也有将职业做为姓氏的习俗,所以他们的名字是相仿的。因此,《表传》中的改住虽然是筛海阿里的后人,但不排除他可能只是筛海阿里的第二代或第三代。第二、按照一般的常识,《表传》是家史,属于野史的范畴,而《元史》则是国家的正史,相比之下,正史更具有权威性、可信性。所以不排除《表传》在姓名、年代、生平、事迹等等记述上有失实的成分。综上所述,根据筛海阿里和改住同为定居北京牛街的西域穆斯林、同为元代来华的色目人、同为宗教法官,同为“嘎追”,再结合改住“居丧庐墓”的记载,完全具备了考证历史所需要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等四大要素,所以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改住是“筛海”阿里.本.尔玛顿丁的后人。至于改住是随长辈阿里一起来华的,还是阿里来华后繁衍的子孙,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实际上,筛海阿里.本.尔玛顿丁是宛平改氏的远祖,并不是新的发现。据天津美院何延喆教授考证,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跟随祖父改光宗落户上海松江的宛平改氏十六世孙改琦曾千里迢迢来到北京,瞻仰故居,拜祭祖坟,并在改家旧居前勾勒了画稿,回沪后创作了一幅“乍村老屋图”。所谓“乍村”即指牛街,改家故居则是指和牛街礼拜寺咫尺之遥的教子胡同清真寺(请看笔者前文《北京牛街改氏故居考》)。改琦的挚友,著名文人王岂孙曾为此画做过铭,铭中有小序云:“吾友改七芗琦,生长松南,世家冀北。自其先大父府君讳光宗者,乾隆中来镇寿春。遗奏入籍华亭,遂为其县人。于今再传矣。……宛平之南乡,改氏所故居也。”这其中就给我们透露了改琦曾经来过一座改氏祖坟前进行过拜祭,映入他眼帘的是墓地里满目苍凉,坟丘上长满了荒草,墓顶已经垮塌。这幅景象很可能就是当年筛海坟的真实写照,联想到改氏故居(教子胡同清真寺)和这座坟冢的距离,我认为,改琦当年拜祭的这座祖坟应该就是牛街礼拜寺里的东侧筛海坟。“改七芗乍村老屋图铭”中哀叹道“乍村之屋,冀野之滨,坟揪坠落,园莽抽春”,就是最好的注释。
以上仅为一家之言,欢迎商榷。



牛街礼拜寺东南跨院里的两座筛海坟是近几十年才开始引起学者广泛关注的,究其原因,是由于它和牛街礼拜寺的始建年代息息相关,它为礼拜寺的建造历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史料。实际上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这两座元代坟墓几乎默默无闻、一直安谧、肃穆的静卧在那里,少有人打搅他们。我们知道,元大都是公元1276年建成的,当时的牛街正处在元大都的南郊,《白匾》上说:鲁定君(那速鲁定)奉敕建寺于南郊而皆受赐基以莹墓于西阜焉。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来自阿拉伯辅拉台的筛海革哇默定有个次子叫那速鲁定,他根据皇帝的诏书在牛街建礼拜寺,而且接受了朝廷的赐予可在寺内地基以西的土坡上建墓地。查《词源》“阜”的解释是:土山、如山如阜,如岗如陵。土阜,土坡之意。所以“西阜”应该是指西边的土坡,这和牛街原名“冈上”以及牛街人历来把牛街礼拜寺称为“西寺”不谋而合。更为重要的是,历史上牛街礼拜寺的正门原本是在东面的小寺街,所以把位于礼拜寺西侧的墓地称为“西阜”是合乎情理的。
   
回宗正先生在解释牛街礼拜寺内为什么有坟墓的问题时曾经说,在古寺基内原设古坟,目的是收葬一些孤身无家的穆斯林亡者,比如两位筛海逝世后,在古代交通困难条件下绝不能将尸体运回本国。其实这只是述及了一个方面,主要的原因还是由于宋末元初,北京地区的穆斯林住户还不是很多,也没有穆斯林逝者集中安葬的“回民公墓”。当时的牛街礼拜寺也只是一个建在元大都南郊土坡上的简易建筑,远没有像现在这样有严格的地界和围墙,所以牛街一带的穆斯林去世以后,大多将亡者埋葬在礼拜寺的周边和牛街附近。比如在牛街羊肉胡同西口路南原本也有一座很大的墓园,除了安葬有普通的回族亡者以外,还安息着一位来自西域的穆斯林学者,故称为“西巴巴坟地”,久而久之被误传为“西马坟地”。
   
微信图片_20170502081423.jpg

当年的牛街礼拜寺东南跨院,也并非只安葬着两位筛海,其中还埋葬着许多其它的穆斯林亡者,这可以从当年的老照片中得到证实。据已故的阿訇们生前回忆,清光绪以前,牛街礼拜寺里的“舍坟地儿”(回民义地)的面积原本很大,其中有许多牛街的名人和普通百姓埋在此地。到了光绪末年,王宽阿訇为了在寺内后院办学,打通了东南跨院,除留下两座古筛海坟外,其余坟头就全都平掉了,姓名也随之早已失传。

据《明实录》记载,景泰七年(1456年),“撒马儿罕等地面使臣指挥马黑麻舍力班等,请游在京诸寺及出阜城门外祭扫祖坟,从之”。日本学者田坂兴道据此认为,“景泰年之前及更早在阜城门外(可能就是今三里河)回教徒专用墓区已经相当大,并且是北京最主要的回教基地”。由此可知,到元末明初,在西三里河红帽沟一带才开始出现穆斯林亡者集中埋葬的“回民公墓”。

附:宛平改氏世系表传(节选)
清  钦善
改氏故籍顺天府宛平县南乡之乍村,今为江南华亭县人。自前朝洪武初至我朝乾隆间,凡十四世皆以武功得官。其十一十二世高风隐德尤有足感者,谨考其世次合家传为撰如左。一世改住,洪武元年,徐丞相征太原从骁骑后卫军。三年,丞相为大将军与副将军兵分二道,住随大将军自潼关出克定西。四年,随中山侯征四川。五年,随卫国公平八蛮。七年,征全宁高子站。十二年,随西平侯破西番。十四年,复随丞相魏国公出塞,征毡帽山。还以八月九月调随颖川侯征云南。入云南三年屡立战功,伤至残废,回后军卫。子志代卒,赠武德将军。
                                                                   摘自《吉堂文稿》卷九         


选自《端庄文艺》        
发表于 2017-5-2 13:06:33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国的教门就是这些前辈先贤传下来的,吃水不忘挖井人,对于这些历史我们要牢记,传扬
发表于 2017-5-2 17:23:35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一次见到这么详实的筛赫坟资料
发表于 2017-5-2 18:18:28 | 显示全部楼层
传述有多种版本,有说是唐朝就来到中国的,有说是元朝来的,不管是哪个时代,都是值得纪念的先贤。
发表于 2017-5-2 19:45:28 | 显示全部楼层
知感真主,曾经去上过坟
发表于 2017-5-2 22:15:59 | 显示全部楼层
知感主,曾去过一次!
发表于 2017-5-3 06:07:49 | 显示全部楼层
还是喜欢高人来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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