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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1-4 22:2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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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经商回民落籍昭通。
乾嘉之际,“时际承平,户口当极蕃衍,况昭属通衢,四方杂聚,庶哉之叹,不让于卫”(《昭通志稿》卷二“食货志•户口”)“昭通入版图较晚(按,此说大误),然以地绾川黔,商贾幅辏,货物殷繁,为滇东商务中心。”(《民国昭通县志稿》)由于地当孔道,所以汉、回各族商人纷纷前来贸易,《民国昭通志》卷六《氏族志》说:
昭与黔、蜀相邻,地当孔道,商贾云集。当其盛时,四城均有当铺及毛货店,均系陕人。在乾隆中,乐马厂大旺,湖广人相率而来,不知凡几。江右人贩运布疋,设号贸易者尤多(谚有遍地江西之说),远及闽粤之人亦闻风蚁附。既来则安居乐业,长养子孙,久之悉入昭籍。
《昭通县志》所说甚是。昭通回族中一些家谱的记载,是这段论述最好的补充:
成福公生子广济、济子有六。来滇之原,延周老祖系济三子。乾隆元年,贸易滇南,来于昭通,开号“同仁”,复来鲁甸,报业拖姑(《昭通米氏家谱序》)
延美之子,原籍陕西,共叔守业。其后大招游落迤西;大方游乐马厂,大名游落威宁,延周六子仍住拖姑。(《显考米公广济大人之墓铭》)
按:“同仁”为昭通城最早的“回回药”铺。“游业”就是经商。
清朝初年,始祖(耀天公)由河西移往鲁甸。天公生四子:金山、金玉、金堂,分居昭、鲁各地。当鲁甸乐马厂大旺之际,堂公到厂办矿,遂得利万金,在鲁甸大开商号,发展资本,并置产拖姑。(《昭通河西马家谱序》)
我高祖朝选公,于乾隆年间,自甘肃秦州盐关假贸易来滇,经东川、落于昭通。见所罗地方土厚地宽,柴方水便,于是置产安居。(《陕西马氏家谱》“九四续编”
客籍马,原陕西籍,后迁居应天府高石坎。始祖芝远公奉命入滇。(曾)任浔阳,(宁)波府事。流传十余代迁居曲靖。雍正元年第十六世祖万遴公移威宁,雍正八年,来岩洞,办乐马烧炼银罐。(《鲁甸县回族志》)
按客籍马狭义指马姓来自陕西一支,后又泛称来自各地并未冠地名以示区别的其它马姓。
城区回族,多属经商之户与仕宦之族,咸同事变前已有近千家,五千余口,全都是雍、乾、嘉、道四朝从外地移入的。在乐马厂开矿的回族矿户,也多半置产鲁甸并落户,故,昭通回族经商的传统能一直流传下来。。
第四,外来伊斯兰教阿訇落籍昭通。
回族全民信仰伊斯兰教,无论男女老少都严格以《古兰》和《圣训》作为自己的信仰与行为规范,生活与风俗习惯都有其特殊性,而婚丧和宗教活动必须由教长、阿訇主持。为了宗教和生活的方便,一般都聚族而居,并在中心地点建立清真寺。雍乾以后,昭、鲁两地清真寺已有七十多所(昭通市就有四十八所),每所礼拜寺都有阿訇负责教务,开办经堂教育,许多阿訇都是外地请来的:
显考撒公之贤,生于康熙丁丑九月,卒于乾隆戊辰。威宁下坝掌教公之子也。其始祖原籍陕西固原州,望族。明洪武年间奉调南征从戍者。戎平后,籍于黔属威宁,即公之本支也。闻其先公以来,世行衣思了姆(清真),故虽宦游而实能体真主之命,循贵圣之踪……故举之以一坝之掌教。原配祖妣季世,乃生公昆仲七人。公次行,其长昆及众,敬处曲属宣威底母。之兄四,分处威宁之三元山,海子屯。其季兄二支沦没。雍正八年,昭通改土,公乃入昭,创业于此。与此方亲友立以思了母,袭先人之业,为此方之掌教,承领正道之纲维,遂世居于此(马登昆撰《撒芝桂墓铭》
群众十八姓人商议,铁老以嫫推荐,四位乡老到大理官义(按:应为关迤)村家中,请老爸爸传经立教。……到了拖姑礼拜寺,传经立教十二年,乾隆三十二年归回。(《赛老爸爸支系谱序》)
刘氏,置业杨旺桥,传至二世,生四公,长公希璠,娶李氏生八公,五子奇公移于昭通,属白泥井。希贵公生二子,长回跃,次回英,学优教严,移昭通鲁甸大水塘。(《昭通刘氏碑记》)
道光年间,昭通匪患成风,剿压不住,高祖父马祥阿訇暗委以龙洞汛巡官之职,明以传教来到昭通。首至迭马寨,后以龙洞汛为根据地。(马良益《陆凉马来源》)
又据《昭通市回族志》载,昭通、鲁甸甄姓,元祖名甄详,系陕西西河东里寨人,伊斯兰教阿訇。乾隆初年,游学来昭,落籍昭通天砥,开设经馆,传经立教,为著名学者。咸同变乱后,天砥夷为平地,甄姓子孙遂迁移昭通四乡。
昭通回族属伊斯兰教改的母派,清真寺教长或主持教务阿訇实行民主聘任制,三年一届,届满即告退,数百年间除文革期间停止活动外,都有阿訇蝉联,当本地缺乏合适的阿訇时就向外地聘,大理、巍山、玉溪、沙甸、曲靖都有人前来传经立教,最后落籍昭通,成为昭通穆斯林。这也是昭通回族来源的一部分。
第五,回族仕宦人家落籍昭通。
清代,昭通为滇东北重镇,有镇、府两辕与州、县、厅等行政机构,所任官员绝大部分为满、汉、蒙三族,也有少量的回族官员,如合姓,据其族人说本是哈元生将军的后裔,去“口”即为合。此外,马晋琦,四川人,因军功,嘉庆二十三年任昭通知府;赛枝大,青海卫回族,县知事,雍正八年死于昭通;冶大雄,四川回族,乾隆十年任昭通镇总兵;马彪,陕西回族,乾隆二十六年任总兵;马维祺,建水回族,光绪二十三年任总兵,后任四川提督;马镇山,直隶侍卫,光绪三十三年任总兵。中营游击有陕西宁夏回族马秉伦,守备有大和回族马福寿,昆明回族马世兴并马兆龙等,多数家人及家丁也有落籍昭通的,所谓的昭通“客籍马”多半与这些仕宦人家有关。
第六,昭通汉民融入回族。
回族不是以血缘为纽带所形成的民族,而是以伊斯兰文化为共同凝聚力而形成的特殊民族,清代,就有许多汉民融合到回族群体当中。
融入回族的汉民有孔、张、王、阮、冯等姓。
孔姓本山东曲阜孔圣人后裔。明初,有将军孔公锡奉命在威宁孔家湾屯田(《威宁县志》),长期与回族生活在一起。清初,威宁杨旺桥刘吉字瑞祥者,原系陕西西安府午门人氏,“洞习回族《宝命真经》(《古兰经》),长而遨游滇、黔,行抵威宁,为回掌教,适值贵州提督韩将军讳忠征剿乌撒,凯旋还转威宁,屯军杨旺桥。见回教寺院倒塌,传问乡人,俱述人少无力,不克重建。将军欣然允以,代为建造,劝孔姓捐地,搬土运石,以全军之力,积聚为山,元祖绘图建寺,不日成之”(《昭通刘氏碑序》)。据说,孔姓就在这时前后皈依了伊斯兰教,所以后嗣以诗礼传家,信仰诚笃,将儒学伦理与伊斯兰教教义有机揉合起来,大大地丰富了伊斯兰文化,也丰富了中华传统文化。
融入回族的还有阮姓。《昭通阮姓家谱序》说:
哈元生将军征乌蒙,元公(阮姓始祖)自备征鞍(属乡兵),操戈入伍,身先士卒,屡立战功,封刚武兄(义)郎之衔。走览乌蒙各地,惟鲁甸拖姑之地适宜。……母子搬迁后,改为阮家院,从此进入光明正教(按:指皈依伊斯兰教)(《阮姓家谱序文》)再按:该族四世祖阮世美为昭通伊斯兰教著名阿訇,被誉称为“阮老爸爸”。
融入昭通回族的尚有鲁甸小冲张姓。该姓祖籍江西井岗山,乾隆时到鲁甸乐马厂开银矿,家业发旺,置产小冲。始祖公三兄弟,伯、仲世守汉规,三弟则皈依伊斯兰教。一家两族,坟山、连在一起,汉族祭祖,回族一支自动交祭奠费用,不参加行礼;回族过节,汉族一支主动道贺。如今回、汉两支族族长为回族张某,该族长已过古稀,银须飘洒,红光满面,在族中有崇高之威望,在回族社会中是少有的德高望重长者。
融入回族的尚有鲁甸大水井回族乡冯姓。据《冯氏宗族谱碑序》称,该族始祖冯朝,祖籍南京应天府柳树湾,元末为红巾军,明太祖朱元璋攻占集庆,冯朝充任军前先锋,世袭百户。正统间,四世祖冯祐随兵部尚书王骥征陇川,因军功陞授副千户,八世祖冯琦授前职,官守备,其后嗣落业于曲靖柳树湾屯垦。十二世祖护送胞姐家小归故里昭通鲁甸黄家山,并落籍。以白银数千两置良田、山林数百亩。遂称作冯家大院子。又经过五代,一场灾难降临冯家,《族谱》说:
世态炎凉,有财有业就有敌。黄氏人别宗亲,歹心遽起,欲侵吞吾祖业,威逼呈出契约,密谋欲将十六世少主墜入深隧。吾祖公开亮年轻聪颖,,胆略过人,忍辱负重,避其锋,星夜潜逃桃源,投蔡家地马姓之怀抱。德高望重之马氏,慧眼金睛,宽厚待人,视吾祖公如子,念开亮公淳厚朴实,胆实过人,将宝千金许配于我祖公,马氏祖婆也。
吾十六世祖公弃汉投穆斯林怀抱,朝日、朝释成为伊斯兰教胞。默安拉之恩赐,娶祖婆马氏,返鲁甸马鹿沟康家院子、营头,新观音寺常住,重振祖业。马氏祖婆育十七世弟兄五人,始祖婆一人迄今以五支系屯居,淳亲共族,故曰冯家院子。
吾祖公默安拉之恩赐,常葆依嫫乃之光亮,不惜财帛资助舍邻,享有积厚培德之美称。
这个由汉而回的冯家院子,虽饱经沧桑,但没有一家杂姓,全族四十余户,一百四十多人,周环十里松林、草坪、緜海,耕地数百亩,有清真寺,有小学,无文盲,也没有吸毒、贩毒、盗窃的犯罪现象,全村生活中上,非常注重科学种田。生态环境古朴,民风淳厚。在世风日下之世并不多见,无论回、汉,无不投以羡慕的眼光,伊斯兰文化对这个山村产生了深远影响。
由汉而回的,尚有“王”姓。这得从“都民军马”说起。雍正四年,该姓始祖马图,官威宁镇标中营都司,在他奉命赴京前夕,为预防不测的事情发生,先立下《遗嘱》一道:
予以俸满赴京觐见,今将驻扎威邑官舍原由嘱言分关事,因交讬而两袖清风。明亮无嗣,有家人一房,草房数间,暂为安身之计。余以年迈,恐日后各支子孙争论,故立分关贰张为证其委。
兄先云生一子,名体乾,俱已完婚,娶媳,各配成室,女出生聘马门。其有家人一房,名曰小四三,系沾益州王宾家人,于康熙五十六年同亲友惠志仁、马兴洲用银二十两买民为仆,又用银十六两作财礼,娶妻陶氏为室。念小四忠勤可佳,故特更名为超用,视义女、义儿。今将买契文一张,会同亲友烧毁。令伊在家照管家屋,各自过日,不得以家人相待。超用所生三女一子,长女分与长子象乾为义女、次女分与次子应乾为义女,暂为押长,日后出嫁,俱为义女相称,不得以家人使唤。所留一子一女,为超用抚养,另自过日。但不得背恩忘义欺主,倘有此情,准其各支子孙执字鸣官,依律治罪。其草房后三间分与侄体乾母子代居,不得变卖,前柒间分与象乾、应乾二人,东西居住,以中为界,不得争论。后有一间,超用安身,不得出外,致超用所关饷银,令伊自用。日后过日,不许哪支争夺,恐后无凭,立此永远分关遗嘱为据。
凭众亲友
白重光、苏国辅、马守俊
任昌华、马兴洲、马公禧
马圣公
代字人惠以仁(笔)
大清雍正四年二月十六日
立永久遗嘱人马图立
按伊斯兰教律,穆斯林都是代主治世的人,所有的人在安拉面前都是是平等的。因此穆斯林不能蓄奴,凡奴隶应即早给予解放,解放后,奴隶在人格上、经济上和其它权利方面与其它人享有同等地位,如果收为族人则奴隶与子女有同样的权利。王小四三一系就在伊斯兰教律和马图仁厚心肠的关照下成为回族的一员。
第七,昭通彝民融入回族
雍正八年,滇东北彝族大起义被清政府残酷地镇压下去,凡参加起义的各族人无不受到非人的待遇。其中,彝民的遭遇尤为悲惨。绝大部分彝民不在战争中打死,就以“叛夷”的身分杀死;一小部分逃过金沙江落籍凉山或者遁入深山老林,恢复刀耕火种的原始生产方式,一部分年轻彝女则被官兵强收为妻妾,被挑筋断指的彝民则作为官兵的战利品,继续沦为奴隶。《昭通县志稿》说:“考昭之旧志,四乡分为四十三甲三百三十一村,夷民半。迨后屡遭兵燹,四境之人逃散死亡,所存无几。”较准确的反映了历史事实。
从雍正五年开始,昭通“设流官坐治,而汉人已占多数”(《昭通志稿•人种志》),其中有所谓的“八大指挥”的高级军官,“咸视西南二乡(洒渔、土城等地)其地皆为膏腴,遂占籍焉”(《昭通县志稿•氏族》)。这些军官不仅“占籍”,而且占有奴隶(数量不少),只因“时异势殊,陵谷变迁,求其姓氏已不可考”(注同上)。所以蓄奴的事没有记载下来。“领土占籍”的尚有哈元生将军进入乌蒙的少量的中、下级回族军官,如蔡家地马姓的“名门五桂”,马瑛正四品都司、马炽授正四品都司,马之玙为五品武将军(守备),位在总兵、副将、参将、游击之下(《蔡家地马姓族谱》),但因建立了“军功”,所以除占有部分土地而外,还蒙“浩荡皇恩”,得赏赐彝民为奴隶。蔡家地马姓恪守清真,按伊斯兰教律是不能蓄奴的。但皇恩又不能拒绝,为了生存只有勉强地接受下来。《族谱》记载道:
归登先公为奴的有马鲁者并其子小黑;
归登先公长子之琦为奴的有小僧贵并其子福寿;
归登先公孙鳞辉为奴的有小蛮子、载宝;
归登先公孙鳞瑛为奴的有四寿及其子长宝,马成及其子小麻子;
归登先公孙鳞秀为奴的有小娃。
七品(都司)军官之家就分到奴隶十一名,那么其它都司以上的游击、参将、副将所分到的奴隶数目就可想而知了。
被分配到落籍昭通军官家为奴的彝民,以后情况如何呢?“八大指挥”家的奴隶下落不明,而分配给蔡家地马姓的奴隶则有了明确的交代,即把他们“释入本姓”。登先公耋耄之年果断地还了这一笔“良心债”后溘然仙逝。《蔡家地马族谱•准附宗末图》详细记载了登先公率先“释奴”附宗的情况:
一、登先公准以马鲁者释附本姓,更名马应枝,其子取名马用瑞;
二、之琦公准以小僧贵之子福寿释附本姓,更名马全福;
三、鳞辉公准以小蛮子释附本姓,更名马忠瑞;
四、鳞辉公准以载宝释附本姓,更名马坤瑞(应观公立后);
五、鳞瑛公支内、族内准四寿之子长宝释附本姓,更名马全县;
六、鳞瑛公支内,族内议准以马成之子小麻子释附本姓,更名马全德,此一支列于应选之后;
七、鳞秀公准以小娃释附本姓,更名马全寿。
以上数名皆系尽忠家庭,获长者至喜,真主更转先人(按:更转有醒令、拨转的意思)释入宗姓,族中人等后世子孙,务体良法(按:即体会先人此举的良苦用心),一体相看,不可贱辱。伊等无知,轻慢族中老幼,合族公议以责罚;有坏教规者,通知合族仍复将此人收与族长为奴,切务隐昧矣。
彝族融入回族的尚有松林马姓的几个支系,据《松林马姓家谱》记载:
建藩公孙有元一支,下有“老草人→蛮子→马乖→聪明→马雄→马永”一系,据该姓字辈排行为“运开祯祥、良裕昌程、永崇昭礼”,很明显,马永之前五代不入松林字辈,而老草人、蛮子等名称并不符合回族的取名习惯,颇有汉人称彝人的特点,疑就是彝人,到“永”字辈以后,已与回族没有区别了。
又马晋仕支系下分彦荣、彦文、彦时三支,彦时支下有元宝、二宝、黑贵一系,黑贵自然也是融入回族中的彝民。
又如屏藩祖公下“泰”字支系,咸丰年间从昭通白坡塘绕迁四处到野马海炉罐子居住,其世系为:“草鞋→马广→蛮子”,被称为凉山支系,显然也是融入回族中的彝民。
据父老相传,雍、乾间落籍昭通的回民许多都是只身而来,很少有带家眷的,为了繁衍民族,不娶汉、彝女子婚配人口就不能得到发展,这是《古兰经》和圣训所特许的,这种通融,保证了回族像雪球一样愈滚愈大,没有特殊原因出现,民族是不会凋零的。
根据以上的叙述和分析,可知清朝前期是昭通回族发展的较好时期,现在回族的布局和族姓分布都是这个时期基本形成的。
清朝后期,特别是咸、同年间,昭通回族的社会发展受到了严重挫折,人口几乎减少了一半。《民国昭通县志志稿》卷六“氏族志”说回族“自遭咸同之变,逃徙死亡不知其数。至承平后,经六十年之休养以迄今日调查(1865——1914)生齿亦不少,惟其所居之地竟皆瘠薄,竟有衣食难济者。”其实就在号称“五族共和”的民国时期,昭通回族尽管在含辛茹苦地惨淡经营,仍没有改变困难处境,一直过着十分悲惨的生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昭通解放,昭通回族开始得到新生,由于没有战乱,五十年间社会安定,回族人口有少量的移动,举族举寨迁徙的情况已根本绝迹。
根据李正清先生“昭通回族源流考”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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